由往事想到的往事（第2页）

毕业后我们各自升学，他入成都华西协中，我进重庆育才学校，也就断了联系。

四十年代中期，我们差不多同时参加革命，同时加入地下党，有着相同的经历。

解放了，地下党员们和部队党员们会师后，在一次会上，我忽然听到有人唤我的学名，看见李致满面喜气地走过来，久别相遇，我们紧紧地握手了。

可巧，我们又同时分配到重市团市委工作，他担任了沙磁区团委的领导工作。

我们常常相聚，自然会谈到文学。

他告诉我，解放前他酷爱创作，已在报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诗、小说和散文。

我读了他的一些短诗，写得热情澎湃，有诗人田间之风。

他还喜欢朗诵诗，记得有一回他向集会的大学生朗诵诗，声调激扬，热烈如火，引起满场囗囗。

我当时想，我这位老同学，一定会成为文学家的。

到了1955年，“肃胡运动”

开始。

不料当头一棒，狠狠向李致打来，以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列入审查、批判对象，被迫在会上会下检查交代。

往日他那英气勃勃的面容，压抑了一片愁云。

虽然没有被扣上“帽子”

，但从此他再也不提笔创作了；即使如此，“文革”

中他仍难免“新帐老帐一起算”

，难免和他的四爸一同异地受难。

浩劫终止，全国欢腾。

李致主动申请调回故乡，重逢时，我见他更为成熟了，言谈有些持重了，而那热情洋溢的目光又恢复了。

他担任的行政工作虽然很忙，我们仍常常见面和到通电话。

我爱笪提旧事，鼓动他写些诗文，特别希望他写写巴老，而他却总是默然。

我想，也许往日的阴云，还没有从他心上完全消散吧！

直到1981年，他终于发表了一篇散文，我立刻打电话向他祝贺。

他有些不好意思，说“我写得不好呀，你看我这支笔还行不行？”

到他从工作岗位退居二线后，才认真地写了起来。

不久前，我接到他新版的《往事》集子，我的无比欢欣，唯老友可知，岁月悠悠，五十年前已发表诗文的李致，而今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

在欢欣庆贺之余，我心里浮起一种苍凉之感。

若不是各种极左运动，若不是文艺界累累创伤，若不是他两度受打击，才华横溢的李致，该写出多少优秀的诗文！

如果巴老能有一个著作等身的侄子，他会多么高兴！

惋惜感叹已无必要，我又为老友感到宽慰。

数十年来，李致做了大量于人民有益的工作。

他曾在团中央从事少年儿童工作，回到故乡，又先后在四川出版界和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担任领导职务，还被选为四川作协副主席，省政协秘书长，至今还任四川省文联主席。

他以旺盛的精力和强烈的责任感，以正派、宽容的作风，团结同志，为四川的出版事业、文艺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不必多言了。

据我所知，巴老对他侄子的工作成绩和人品，也是称道的。

可惜乎？可贺乎？人生如旅，只求不是空空行囊。

李致的行囊是充实的。

相信他会继续追随巴金的背影。

说真话，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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