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四川文学的不了情（第4页）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总编辑。

1980年，我们出版了丁隆炎记录彭德怀元帅在“文革”

中的《最后的年月》。

这本催人泪下的好书，在发行的第二天即被叫停，作者也受到牵连。

原因是某写作小组，向上面告了状。

出版社党委向中宣部和党中央书记处写了报告，为作者和他的书申辩。

一年后上面准予该书内部发行。

事隔30年，我找到了当年的报告，写了《三十年前的一桩“公案”

》。

《四川文学》2013年第四期，在“特别推荐”

栏目刊登了该文。

时任名誉主编的马识途眉批：“读完此稿，感慨不已。

往事历历在目，至今犹觉悚然。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李致与丁隆炎

近几年来，《四川文学》发表了我的几篇缅怀故友的文章。

还有《我第一次出远门》。

2014年，天地出版社以“我的人生”

为总题，分別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和《昔日足迹》三卷本，共70多万字。

这三本书再次受到《四川文学》的关注。

前年，《四川文学》发表了朱丹枫的读李致的“我的人生”

的评论文章《笔尖纸头方寸地赤子痴心真性情》。

去年《四川文学》（第9期）又发表了向荣的评论文章《〈我的人生〉的心灵启示》。

作家或作者，写文章既需要发表，也需要评论。

尽管《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文学报》多次刊登我的我的人生，但《四川文学》是刊登我的文章和评论我的文章最多的刊物之一，我把它当作自己耕种的园地，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四川文学》的评论给了我很多鼓励，有些评论可能过高一些。

我有自知之明，没有头脑发热。

我把它理解为期望，并为之奋斗。

在《四川文学》成立60周年之际，我向《四川文学》，向历届编辑、主编和副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6年春节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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