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人民日报70年文艺评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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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蒋孔阳

文艺理论属于文化的范围。

文化这东西，有如天上的空气和地下的水，到处流动、传播和渗透，以至无孔不入。

中国文化历来都是在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交流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在目前古今巨变、中外交汇的形势下，我国的文艺理论也只能是走古今中外的路。

也就是说，一方面现代化，对外开放，接受西方的文艺理论；另一方面，发扬已有的民族传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源远流长，兴起于春秋战国，奠基于两汉，发展到现在。

这当中，曾经二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魏晋南北朝的佛教文化。

可以说其势汹汹，锐不可当。

然而，奇怪的是，当佛教文化以其压倒性的优势传入中原之际，儒道传统的文艺理论，却似乎岿然不动。

拿刘勰这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师来说，他处于佛教文化的包围之中，住到佛寺，依托佛僧，精研佛经，并著有《灭惑论》等佛教著作，思想不能不深受佛教的影响。

但作为文艺理论家，他的《文心雕龙》，仍然继续在宣传“原道”

“征圣”

的观点，继续在鼓吹“人禀七情，感物斯应”

的思想。

这不仅说明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更为发扬了本民族的特点。

到了明中叶以后，西方以其更为强大的文化优势席卷中国。

文艺理论方面，中国古代感悟式的片言只语或灵思妙悟，逐步为西方讲究逻辑分析和综合的理论体系所代替。

一些著名的国学大师，如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一个个用西方的美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艺经典著作，并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文艺理论的名词术语，以致中国传统的一些名词术语，反而不为人知，不为人用。

就这样，西方文艺理论基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面貌，使之从古代的走向了现代的，从玄学的走向了科学的。

如果说，刘勰在佛教文化的冲击中，保存了中国传统的古代文艺理论，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儒、道、佛糅合的阶段，那么，近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到来，则使我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从内容到形式、从思维的观点到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对于这一转变，我们应当怎样看呢？我们又将怎样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谈清楚的。

此地，只谈几点零星的意见，以供参考。

首先，对“中国特色”

不要做狭隘的理解，也不要做固定的理解，而要着眼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

《阿Q正传》是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而后写出来的，但既然写出来之后，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心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改革和革新，因此，我们认为它就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

文化问题，更是如此。

西方的文艺理论，如果优越于我们，我们就只能继续接受，向人家学习，而不能排斥或拒绝。

文化上排斥或拒绝先进的东西，就等于自甘落后。

目前，西方文艺理论，无论在客观精神、分析精神、科学精神等方面，或者在形而上的理论思维方面，都超过我们，这是他们的优势，我们不能因为不是我们的特色而加以排斥。

反过来，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把不是我们的东西吸收进来，加以融化，使之充实到我们的民族特色当中，使之成为我们民族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

这样，我们才不会故步自封，我们的特色才会得到不断地发展，日新月异。

其次，对于外来的文化优势，我们要吸收、容纳和消化；对于我国固有的文化优势，我们也不能数典忘祖，视而不见。

我们要继承、整理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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