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宗室成员的生活（第3页）

与明初相比，超出不啻千倍，而天下王府所需之禄，甚至多于岁供京师之米。

即使尽发上供之输，还不足王禄之半。

嘉靖初年，霍韬上奏，云：“洪武至今，自周王府论之，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

这确实是当时真实的历史反映。

宗室繁衍以后所导致的禄米数增加，已使朝廷不堪重负。

即以周王府为例，禄粮均在布政司关领，每年于五月发放，共达禄银10余万两。

顺治二年（1645），《登莱巡抚陈锦残本》提供了明崇祯年间衡王府岁禄和其他各项支领的具体数字，共达26000余两。

一个王府的岁禄和各项支取之数，多则10余万两，少则近3万两，开支如此之大，几十个王府的支取，自然会使明政府的赋税收入捉襟见肘。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曾将岁供京师之粮与王府禄米支出作了如下对比：天下岁供京师粮食每年400万石，而诸府禄米支出就达853万石之巨。

即以山西为例，存留粮152万石，而宗禄支出却达312万石；又河南，存留粮不过84万石，而宗禄所需达192万石。

可见，在山西、河南两省，即使将存留粮全部供给王府岁禄，还不足禄米之半。

而天下供给京师的粮食，还不及宗室禄米的一半。

由此可见，宗藩岁禄确已成为明代中期以后朝廷的沉重负担。

自洪熙以后，诸王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成为家业庞大，显赫异常的庄田地主。

他们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主要靠庄田地租来维持。

洪熙元年（1425）七月，赵王高燧就藩河南彰德府时，仁宗于岁供之外又钦赐田园80余顷，开启了藩王就国钦赐庄田的先例。

宣德四年（1429），仁宗嫡五子襄王就藩长沙府，又于正统元年（1436）徙襄阳府。

正统二年（1437），英宗赐襄王“无税地”

396顷。

景泰三年（1452），代宗又赐襄王地100顷。

英宗庶二子德王，于成化三年（1467）就藩济南府时，得赐地4100余顷，后又分别于成化十八年、二十三年得赐地1300余顷、403余顷。

宪宗庶四子兴献王，于弘治七年（1494）就藩湖广安陆州时，孝宗赐给他郢王、梁王的香火地449顷，继而又把郢、梁二府遗下的3839顷庄田，全部赐予兴献王。

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子景王就藩湖广德安府，钦赐庄田多达4万顷。

万历十七年（1589），穆宗子潞王就藩河南卫辉府，神宗将景府遗下的4万顷庄田全部赐给了潞王。

万历四十二年，神宗子福王就藩河南府，得庄田2万顷。

天启七年（1627），瑞王、惠王、桂王就藩时，各得赐田3万顷。

有明一代，可以说没有一个藩王不侵夺民田的。

侵占的渠道有二：一是将民田妄指为“荒地”

、“退滩地”

、“闲地”

等，上奏皇帝，通过皇帝批准，以“合法”

的手续而广夺民田。

二是不通过奏准而直接侵夺民田。

侵夺的主要方式，包括投献、低价夺买、赤裸裸白占三种。

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诸王占据的庄田数字，至少已接近五六十万顷，约占明代耕地总数的十分之一弱。

宗室大量占有民田，已引起当时一些士大夫的震动。

明末，河南诸藩最为横行，开封城中宗室就有72家田产，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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