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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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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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一十六）财政部长的新座驾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

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

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

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他感到受了冷落，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

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长沙。

他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对民国政fu深感失望和不满让他觉得它跟满清王朝一样无能。

他开始尝试寻求更激进的救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他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

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他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

在他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他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

母亲死前他对她说，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想让她给他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他要离开一下。

在母亲临终之际，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

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显然了他性格的冷漠无情。

对于他的父亲，他也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

他的父亲1920年1月23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

但他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他喜欢激进的活动，这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并将决定他的一生命运。

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战争中，他就组织学生亲自参加。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曾随学生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讲。

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他由互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黎寿昌。

就在这一次的旅途中，他他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中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观察了他很久，这个人当时在筹组“信息收集处”

，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学加入，他欣然同意了，并开始为这个秘密的情报组织工作。

他所在的这个组织涉及范围很广，并不仅仅局限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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