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一十六手把手教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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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之中国，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

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

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

它可以吸收以前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以前文明糟粕的牺牲品。”

黄兴说道，“目前中国实业尚未发达，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便用不着。”

“不错，瀚之以前便对我说过，科学的社惠主义有预期之目的可达，有一定的阶段可循，其进化之迹象与动植物之擅蜕相同，其因果之公律与物理化学之分析无异，非仅一种之理想。”

蔡锷想起了最近北京城里发生的事，不无忧虑的说道，“自俄国革命之后，现今国人无不以谈社惠主义为时髦，以为有捷径可履，大误也。”

听到“时髦”

一词，梁启超感叹了一声，点了点头。

对于中国知识界追求时髦产生的恶果，梁启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在“救国图强”

这个大目标下，一直被西方牵着鼻子在走，被西方的资本主义打败之后，一窝蜂似地高呼要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兴起社惠主义时，又一窝蜂似地高呼着要学习社惠主义，趁机“驾乎欧美之上”

。

之所以如此，其实正是中了西方“社会进化论”

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毒的表现。

自严复“天演论”

启蒙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一直在追求一种虚无缥灭的“社会终极进化目标”

，这个目标，曾极短暂地是“资本主义”

；很快就变成了“社惠主义”

；后来终于成了“共有主义”

。

在1918年以前，在总数约260中的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只有近30种；而在1918年至1920年间，共计约280种报刊中，发表社惠主义内容的报刊，已达到约220种。

这些报刊，既包括保守的改良派报刊，也包括激进的青年党报刊，自然也包含总量极少的共有主义报刊。

总体说来，在1918至1920年间，几乎中国的所有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在谈社惠主义。

这种趋势的影响下，连臭名昭著的北洋“安福系”

御用文人们，也不得不开始谈社惠主义，以免落后于时代！

“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惠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松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

现在社惠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黄兴不无苦涩之意的说道。

“社惠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

梁启超说着，从衣袋内取出了一张信纸，递给了蔡锷，“这是我和东荪、百里及君劢集思广益，广征博议，汇总出来的一点心得，名为‘公定之趋向”

共计十六条，松坡和克强不妨看一看。”

蔡锷接过信纸，和黄兴一起看了起来。

“第一条：人类之福利，当以群性与个性互相助长，务使群性能保持平等，使个性能得充分自由。”

“第二条：中国之不振，由于制度不良，制度不良由于思想不良，故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

“第三条：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代议制度，故国民须有组织之自由权。”

“第四条：经济改造，在于既不抹杀智能之高下，也不致有生计压迫之现象。”

“第五条：世界改造，在于打破国家最高主权之论，使各国人自觉为人类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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