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第2页）

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从性变态到性少数，到性多元。

最初，许多性行为的个体差异性被诊断为“性变态”

，被医学污名。

后来，以多数人为正常标准，包括以生殖为目的、以男女性交为标准，少数人的性行为被认为是异常的性行为，比如，把同性恋视为“性少数”

，视为异常。

现在，性多元的观点认为：性是平等的，是多元存在的。

该观点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性是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现代社会认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包括在性行为方式方面；个体之间存在着性行为的差异性。

现代社会在性的方面，越来越开放，尊重个体的性权利，尊重性活动中的个体差异，认为人类在性活动中，从来就没有过统一标准，而应倡导多元化的性价值观，以捍卫每个人独具的性的尊严和价值，这叫做“性多元”

。

差异无优劣。

在性行为方面，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只有尊重差异，才能真正做到人人平等、男女平等。

性是一种人权。

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包括性器官。

如果对性行为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这无异于“性的道德霸权”

，其含义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有权者是对的，无权者是错的；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的；生殖的是对的，非生殖的是错的；有爱情的是对的，无爱情的是错的等。

这些都不符合性人权。

性自由不是性滥交。

性自由是指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个体拥有决定自身性行为的权力。

性是私事。

李银河认为，只要符合“成年、自愿、隐秘”

这三条标准，性行为就算是正常的。

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正在影响着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和价值判断，影响着性心理障碍的诊断与分类。

二、病因与病理机制

性心理障碍是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世纪早期，学者通常把性变态看成是一种先天性异常。

人们发现性变态具有某些生物学基础。

多年来，在心理学理论探讨上，以精神分析、精神动力学理论和行为心理学理论影响较大。

1.生物学因素

相比于社会和心理因素，性心理障碍的生物学因素要复杂得多。

但可以肯定的是，多种生物学因素，包括遗传、免疫、神经递质、神经发育、激素水平、脑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异常，在此类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性心理障碍患者与常人相比，因受到遗传、母体免疫及激素水平等因素的干扰，其神经发育的轨迹可能存在着特定的模式，成为日后出现性心理障碍的先决条件。

这些生物学因素，特别是性激素和皮质醇水平的异常，在施虐受虐症患者中也有发现，而且与这些患者和性伙伴的关系亲密程度存在联系，提示这些激素可能参与调节了这些患者的性行为。

虽然相关的生物学证据不足，但是神经递质系统，特别是5-羟色胺和多巴胺系统功能紊乱在性心理障碍患者的发病中的作用还是举足轻重的。

目前，激素和神经递质系统也成为药物治疗的重要靶位。

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假设，认为施虐症患者可能存在异常的疼痛神经通路，而施虐行为本身或许是对这种异常脑通路的自我疗法。

近年来，更多的研究采用了影像学的手段，对性心理障碍疾患，特别是恋童症，进行了大量的脑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并进行了报道。

这些研究表明，出现儿童性犯罪的性心理障碍患者，其额叶和颞叶的损伤或许和冲动抑制功能受损相关。

男性恋童症患者的脑组织局部体积较正常人减小，特别是杏仁核体积减小的证据较为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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