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临床举例（第3页）

患者的失眠也加重了，心情烦躁，加之子女离家后，都不愿意回到这个气氛不好的家庭，患者生活失去重心，甚至出现过轻生的想法。

身体不好，加上上班远，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事业，她干脆提出了病退。

完全在家一段时间后，和外界的来往更少，觉得更加没意思。

除了围着她的病转，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活动。

丈夫还在忙于工作，本来也合不来，劝说她也听不进……。

患者于是陷落在苦闷、担心、失眠、头疼（未必与血压波动有关），反复测量血压、研究药物说明书、上网查疾病信息的生活中。

对于这样的病例，中国的医生恐怕不会陌生。

在出现高血压之前的阶段，考虑为心理因素影响睡眠问题是合理的；在发现高血压的初始阶段，回避问题，导致高血压病进展，也符合心理问题影响医学情况（这时是高血压病为主）。

到血压更高，查出眼底问题，在医源性因素影响下，患者出现围绕高血压的焦虑和适应不良的行为。

这时考虑为适应障碍（半年以内）是可以的。

随着时间过去，患者并没有走出适应不良，反而慢性化、固化为虑病的生活风格，逐渐脱离了血压问题，可以诊断躯体症状障碍了。

这中间，可能还有过情绪消沉，足以满足抑郁状态的阶段，但外显的焦虑始终主要是围绕躯体疾病。

而其背后隐藏的“焦虑”

是对自己生活不认可、没信心、无出路又不甘心的混合，这条“暗线”

始终如一。

在开始出现失眠的阶段，患者有可能到全科或神经内科就诊，由于睡眠问题背后心理问题常见，医生未必诊断心理因素影响医学情况，也往往只是泛泛讲解一些睡眠知识，没有系统的认知行为治疗以睡眠问题为突破口帮助患者改善精神生活。

到了体检发现高血压的阶段，由于患者回避医疗系统，医生们可能看不到她。

等到高血压病进展了，在医源性影响下情绪紊乱也严重了，患病行为异常（反复测量血压，自己调节药物）也让医生感到难以处理，可能请精神科会诊。

但就像患者当初回避高血压病一样，精神障碍（即使适应障碍）也会带来病耻感，使用精神科药物患者也是有抵触的，所以往往依从性不好。

这一阶段，也有可能会在综合医院心身门诊或心理门诊被诊断为“抑郁症”

。

而患者认为自己的心情不好都是病闹的，算不上抑郁症。

最后，等到一切慢性化，固化后，展现的就是一幅典型的慢性虑病症风格的生活了。

这样的例子提示我们，精神生活、精神障碍，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中重视不足，患者改变的动力也不足，医患双方的共同“回避”

，促成了“功能枕热”

这样的文化现象。

传统巫术思想与伪科学的结合，活画出当今社会的“精神残缺”

。

四、临床处理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内外各科，较少转诊到精神科。

与适应良好的同类疾病患者比较，不难发现患者在对待自己疾病上的偏性。

但是如何帮助患者转变，非精神科医生往往不知从何下手。

健康教育和一般心理支持是基础性的，但往往不足以改变患者的情况。

在患者情绪波动明显，如焦虑情绪明显或陷入抑郁状态的阶段，抗抑郁药物有一定帮助。

但患者往往不容易接受或者稍有好转就不再坚持治疗。

背后精神生活的改善，更是困难的问题。

在中国现行医疗条件下，患者多，医生不固定，临床心理服务缺乏，个体心理治疗比较难于展开。

有医生督导的患者自我帮助组织，有时更容易被患者接受，成为纠正异常患病行为的力量，关键是患者愿意加入群体，觉得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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