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科学与宗教之争（第6页）

不论基督徒还是自由主义者，都认同人命神圣，谋杀是一种可憎的罪行。

但他们对某些生物学事实有不同意见：究竟人命是始于受孕那一刻、出生那一刻，还是两者之间的某一刻？事实上，有些文化甚至认为，就算到了出生那一刻，生命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比如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的库恩人（!Kung）和北极的因纽特人（Inuit），都认为人命始于婴儿得到名字之后。

婴儿出生后，家族会先等待一段时间，如果决定不留下他（可能因为肢体畸形，或因为经济困难），家族就会把他杀掉。

这时只要还没有举行命名仪式，就不算是谋杀。

这些文化的人群可能也和自由主义者或基督徒一样认为人命神圣、谋杀是种可憎的罪行，却能允许杀婴。

宗教的自我宣传往往只强调它们美好的价值观，只不过，上帝却往往藏在那些用小字印制的事实声明之中。

比如天主教，总宣扬自己是博爱和同情的宗教，这不是太好了吗？谁能反对这些事呢？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不是全人类都是天主教徒？因为如果真的去读那些小字，你才会发现天主教同时也要求你盲从某个“永远不会犯错”

的教皇，即便他曾经号令信众发动十字军东征、把异教徒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

这些具体的指示，并不只是来自伦理判断，而是来自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的结合。

当我们从缥缈的哲学领域回归历史现实时，会观察到宗教故事几乎总是包括三个部分：

1.伦理判断，例如，“人命神圣”

。

2.事实声明，例如，“人命始于受孕那一刻”

。

3.伦理判断与事实声明相结合，给出具体的指示，例如，“就算受孕才一天，也不得堕胎”

。

对于宗教的伦理判断，科学无法加以反驳或证实；但对于宗教的事实声明，科学家就大有意见了。

只要是事实的问题，例如“在受孕一周后，人类胎儿是否已有神经系统、是否已有痛觉”

，生物学家就远比牧师有资格回答。

为了解释得更清楚，让我们深入研究一个真实的历史案例。

宗教自我宣扬的时候对这个案子绝口不提，但这件事却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在中世纪欧洲，教皇的政治权力无远弗届。

不管在欧洲何处，只要发生冲突，他们都会声称自己有裁决权。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主张，历任教皇都曾一再提到《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ofConstantine）。

根据这个故事，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5年3月30日签署一份谕令，授权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SylvesterI）和后继者永远控制罗马帝国西部领土。

历任教皇将这份珍贵的文件留存下来，每当有雄心勃勃的君主、喜争好斗的市民，或是桀骜不驯的农民起身反抗时，教皇就会拿这份文件作为强大的宣传工具。

中世纪欧洲民众十分尊重流传久远的帝国法令，他们认为文件历史越久远，承载的权力越多。

他们也坚信，国王和帝王都代表上帝，而由于君士坦丁让罗马帝国从异教领土变成了基督教帝国，因而备受尊崇。

如果现在市议会想做的事与伟大的君士坦丁本人所下的谕令有所冲突，对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显然就该服从古代的文件。

于是，每当教皇碰上政治上的抗争，他总是高举《君士坦丁赠礼》，要求对方服从。

虽然也不是每次都管用，但是《君士坦丁赠礼》仍然是教皇宣传和中世纪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石。

如果仔细研究《君士坦丁赠礼》，会发现这个故事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表1《君士坦丁赠礼》的内容组成部分

古代帝王谕令的道德权威绝对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大多数21世纪的欧洲人都会认为，现代公民的期许当然要比那些早已作古的大帝下达的谕令重要。

但这种事情没办法用实验或方程式来确认，因此科学根本无法加入这场道德辩论。

就算有个现代的科学家时光倒转700年回到中世纪，他也无法向当时的欧洲人证明，为何不该用古代帝王谕令来解决当代的政治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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