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荐书集锦套装共24册第6章 与现代的契约（第4页）

由于进化的压力，人类已经习惯于把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大饼。

如果有人拿的那块饼比较大，就一定有人拿到的比较小。

虽然可能有某个家族或城市蓬勃发展，但人类整体在明天的生产量并不会超过今天。

因此，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传统宗教，都希望运用现有的资源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可能是将这块大饼重新分配，也可能是承诺给我们一块空中大饼。

相反，现代性的理念基础是：经济增长不仅有可能，而且还绝对必要。

虽然祈祷、行善和冥想能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启发，但想解决饥荒、瘟疫和战争等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增长。

“现代性”

的基本信条可以总结为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想解决问题，可能就需要拥有更多；为了拥有更多，就要生产更多。”

现代政治和经济笃信增长的必要性有三个原因。

首先，生产越多，消费就越多，越能提高生活水平，也越能享受到所谓的更快乐的生活。

其次，只要人类持续繁衍壮大，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经济增长就已经很有必要了。

例如，印度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2%，也就是说，印度经济每年至少要增长1.2%，否则失业率就会上升、薪资将会下降，平均生活水平也会下降。

最后，就算印度的人口停止增长，中产阶级也对目前的生活水平感到满意，那么那些上亿的印度贫困人口又该怎么办？整张经济大饼只有这么大，如果经济不增长，想多给穷人一点儿，就必须从富人那里挖来一些，这势必造成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也很可能导致诸多不满甚至暴力。

如果想避开这些选择、不满或暴力，我们就需要一张更大的饼。

不论是宗教极端主义、第三世界的独裁主义还是简单的婚姻触礁，按照现代性观点，几乎任何公共或私人的问题都能用“把饼做大”

来解决。

像巴基斯坦或埃及这样的国家，只要能维持亮眼的经济增长率，人民就能享受到私家车和冰箱等实惠，走上世俗的幸福道路，而不会随着宗教极端主义者起舞。

同样，像刚果或缅甸这样的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就能产生富裕的中产阶级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石。

至于夫妻失和这种问题，只要能买套更大的房子（不用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买台洗碗机（不用吵着该轮到谁洗碗）、每周进行两次昂贵的婚姻咨询，据说就能挽回婚姻。

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了几乎所有现代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共同关注的重点。

例如，苏联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对增长的迷恋丝毫不亚于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天堂，只是对于实现路径有所异议；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相信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在地球上创造天堂，他们只是对该用什么方法有所异议。

在今天，不论是印度教复兴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日本民族主义者还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可能各自宣称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他们都同样相信，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就在于经济增长。

例如，虔诚的印度教徒纳伦德拉·莫迪之所以能在2014年当选为印度总理，主要在于他成功促进了家乡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增长，许多人认为只有他才能让印度低迷的经济起死回生。

类似的观点也让伊斯兰主义者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在土耳其掌权至今。

其所属政党名为“正义与发展党”

，就是强调对经济发展的承诺，而埃尔多安政府也确实在十多年间维持着令人佩服的经济增长率。

至于日本首相——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自2012年上台，承诺将挽救日本沉寂20年的经济困局，其措施大胆而不寻常，有“安倍经济学”

之称。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实践着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简而言之就是：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增长。

至于新加坡这个极其务实的城市国家，更进一步实践了这种思维，让部长的薪资与国家GDP挂钩。

新加坡经济增长，政府部长就能加薪，仿佛这才是工作唯一的重点。

我们可能觉得追求增长再自然不过，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过去可不是这样的。

不论是印度的王公、奥斯曼的苏丹、镰仓的幕府还是汉朝的皇帝，都很少会把自己的政治命运赌在经济增长上，但莫迪、埃尔多安、安倍晋三却都这么做了，可见“经济增长”

在全球各地成功地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

确实，把“相信经济增长”

称为宗教并不会与事实出入太大，因为这种信念号称能够解决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道德难题。

由于经济增长据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因此它鼓励大家放下各种道德的偏见，共同采取能够使成功最大化的长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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