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醉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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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醉台北

我的饮酒生涯中，有过三次大醉的记忆。

第一次是1982年之春，访问澳大利亚归来，刚刚回到国门了州，就忘我地饮而醉；第二次，是在1991年之冬，电视台陪同我回访一个昔日我所在的一个劳改农场时，大概是由干过多的悲楚往事，一起涌入我的心扉之故，我醉倒在那块我曾付出过汗水和流过血水的土地上。

在台北是我20年来的第三次醉酒，仔细究其缘由，我之所以酒醉，不外是出于两岸相隔了几十年，手足情浓的感情因素所至。

我喜酒而又善饮，始自50年代……即使是在劳改生活的20年里，我与酒也没有断了缘分。

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几杯劣质的白薯千酒进腹，顿感驿路严寒化为乌有。

当时，我内心十分感谢大禹的女儿仪获，如果占代没有仪荻造出使堂堂男儿顿生阳刚之气的琼浆玉液来，中华当少了许多铁血男儿。

酒是有情物，因而当我同代的许多文友，因身体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与酒告别时，惟我仍然嗜酒如初。

我何尝不知酒精之害，但是“人求其全何其乐”

？也许正是我的这种并不附和时尚的行为准则，才使我留下了这次酒醉台北之记录。

那天是11月28日，是我们抵达台北的第二天，白天的参观巳使我感到十分疲累，晚匕盛情好客的主人又在晚宴上频频举杯。

我们一行中的作家中，善饮的莫言、苏童、余华等，都被分在另一桌进餐，与我同桌的王巨才有糖尿病，而被我们一路上称之为张小姐的老弟张炜，又属于那种与酒绝了缘分、严格恪守养生之道的君子文人，这种情况颇使敬酒的友人扫兴。

我本来也无意当那匹冲锋的黑马的，因为：当天晚上还有朋友从新竹开车来看我，但又想到这是两岸文友第一次相聚的正式晚宴，如此理性地对待主人的敬酒，不仅有失文友聚会的火爆，而巨有负中国文人的千年风范。

巨才耳闻我有一定的酒量，便催我与之对杯；其实就是巨才不动声色，我也到了无法自我克制的地步……面对那一次次的台湾文友敬酒，来自大陆的文人似竟无铁血男儿，已然使我感到汗颜，于是我站了起来充当了那匹冲锋的黑马，与台湾的文友们一杯杯地对饮起来。

在我的认知里，中国大陆的内酒度数最高的也不过50度左右，勻之对上数杯，不会出什么问题。

因而在对饮中失去了防范（事后才知当天我们喝的“金门高粱酒”

，63度加上台湾的友人大都善饮，我一下子成了晚宴上对酒碰杯的目标。

是出于粗心？

是出于激情？

也许是两种心绪合而为的缘故吧，我忘乎所以地贪起杯来。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准的话，好像是南华管理学院文学所的一位同行，提议我与他对饮“深水炸弹”

。

这个名词在大陆是没有听到过的，就是把一杯白酒，沉到台湾产的生啤酒的大杯子里，白酒连同啤酒一块儿饮下。

我已然被酒兴激起，便再无任何一点怯懦之情，一杯杯地与这位朋友对起杯来。

晚宴下来，我已喝了足有半斤多白酒，再加上混同白酒一块入腹的啤酒，我开始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醉酒的感觉。

这时耳畔似闻张炜对我耳语：上飞机前，嫂子可是让我监督你喝酒的。

但此刻为时停杯已晚，我只好野马撒缰任其自然了。

我是被同伴搀扶回宾馆的。

在回来的路上，恍惚地记起今晚还有朋友要来。

待我走进屋子时，从新竹开了一个半小时车、专为来看我的友人林韦伶女士，已然在室外等待我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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