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胜利旗帜的光芒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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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胜利旗帜的光芒不再

1945年印第安的夏天（10月小阳春）。

哈里·杜鲁门每天6点前就起床，在黎明前审视一番白宫放满食物的冰箱。

为方便起见，冰箱就放在总统卧室的一旁。

杜鲁门洗漱刮胡子后，穿着仍如整洁的商人——白衬衣、蝴蝶领结、双排扣外套。

按照惯例，总统旁边有贴身男仆服侍，但他对此非常不屑，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

他迅速翻了翻晨报，匆匆忙忙对下属交代一些事务，就笔直地坐在书桌前，摆出一副小学生学写字时养成的书法姿势，规规矩矩。

他总是在7点整出门，在人行道上进行早餐前的例行晨练。

身边有几名美国特勤局的保镖陪同，还有几名跑得气喘吁吁的记者。

杜鲁门习惯晨练，以每分钟120步的速度，穿过拉法叶广场，沿着康涅狄格大道往上来到K街，往东转向第15街，又往南来到纽约大道，向下经过财政部大楼和约翰·W·斯耐德将来的办公室。

弗雷德·文森被提拔到最高法院后，杜鲁门打算让斯耐德出任财政部长。

总统顾问团认为，斯耐德过于保守，不适合做民主党内阁成员，但杜鲁门自己不这么认为，还提醒他们，斯耐德就如同自己的军事副官哈里·沃恩将军，都是他的老朋友。

这位新总统对自己的老朋友充满了依赖与信任。

8点整，第一家庭开始吃早餐，有水果、烤面包、培根、牛奶、咖啡等，谈话间，一家之主还不忘撒上胡椒粉。

杜鲁门告诉贝丝和玛格丽特，他希望吉米·伯恩斯不要再把他当作初出茅庐的参议员；亨利·华莱士别再那样轻信苏联人；麦克阿瑟则最好别老在东京以总督自居，不干实事；至于那些讨人厌的海军上校们，尤其是该死的雷德福，但愿政府计划将军队统一化时，他真的能压制住海军叛乱。

当时总统还没有提到如下内容：激进的学生、黑人权利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总统所得税申报、劫机、换妻、海洛因泛滥、心脏移植、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捣毁行为、太空飞船、种族融合、内乱、低级色情书刊、经济博弈计划、办公室爆炸、美国中央情报局、中东、中国问题、中南半岛问题、抗癌特效药克力生物素、法律与秩序、声障、爆粗口的学院女生、难管制的城市、共生解放军、避孕药、生态学和领袖气质（这两组词语只可能出现在《星期六评论》的字谜栏里），以及约翰·伯奇协会，等等。

那天早上，摩斯大学1939年毕业生、27岁的上尉约翰·伯奇残缺不全的遗体安葬在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俯瞰着山下的中国苏州。

伯奇是浸礼会原教旨信徒，也是勇敢的战略情报局军官。

许多熟人都认为他的结局是命中注定的。

此前，他的指挥官古斯塔夫·克劳斯曾在日记中写道：“伯奇是位好军官，但有时过于鲁莽，容易招致麻烦。”

1945年8月25日，这位过分热心的上尉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巡逻队，并与对方队长大吵起来，接着，对方全扑上来。

克劳斯后来回忆说：“亏我还提醒他在混乱情况下，要用外交手腕处理问题，伯奇却让那位共产党队长在部下面前丢了面子。

从军事角度看，约翰·伯奇是在自寻死路。”

那年秋天，曾于1942年以最优等的成绩从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的贝蒂·戈德斯坦对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研究感到失望。

大学期间，她把自己的名字改写为贝德。

她主张女性独立，如果哪位男士帮她开门，她会反过来踩他一脚。

回到美国东海岸后，她与一名夏令剧制片人结了婚，丈夫名叫卡尔·弗里丹。

弗里丹后来做了广告生意，买了一栋漂亮的大宅，能俯瞰哈得孙河，屋子里请了佣人，三个漂亮的孩子成了他和妻子共同的骄傲。

在邻居的眼里，与那些郊区妇人和母亲相比，贝蒂（不再叫贝德）的生活是那么美满。

闲暇时，贝蒂·弗里丹开始为一些女性周刊撰写以女性为主角的短篇小说。

艾伦·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开始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当焊接工，半工半读，一心想成为市场调研顾问。

他很少骂人，每天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弗吉尼亚大道上的新国务院大楼内，特别政治事务办公室主管阿尔杰·希斯正搬进一间更大的办公室。

他刚刚完成了在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担任秘书长的工作，现在是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的首席顾问。

诺玛·琼·贝克因在战争时做工人而获得了优异奖，同时还为《扬克》周刊拍摄照片。

照片引起了蓝皮书模特公司的注意，战胜日本当日，诺玛·琼正在上模特培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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