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全世界不给力（第3页）

“这些早在16世纪就已经出现的尖端工程设计，为什么一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才开始普及？”

苏子宁说到这儿。

翻开了面前笔记，将自己记忆中的草图展示在大家面前，“不仅仅是制造工艺和材料加工的难度问题，极高的成本使得这种历史尖端产品根本无法获得大规模实用。

一颗16世纪全手工打造的金属壳子弹的成本。

就抵得上一个英格兰技工一年的收入，注定只能成为王室贵族的私人玩具。”

“我曾经问过林有德，在工业制造水平上，欧洲差我们多少年？林有德给出的答案是两百年。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送给他们一整套最老式的第一代90毫米维斯沃斯舰炮的工程设计图纸和全部原料，以他们现在的能力，至少两百年内都完成不了复制工艺。

我们出口到欧洲的许多商品，其实都暗含着一整套表面上不外传的工程设计和制造工艺，他们的学者或优秀工匠付出血本倒也可以手工复制出几个标准不一的，但除了取悦王室，基本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一直到现在，西班牙和荷兰购买的21b燧发枪生产线如果没有我们的关键零件供应，21b燧发步枪的规模化标准量产都是空谈。”

说完，苏子宁把头转向了郑泉，笑眯眯地看着这个国内坚决奉行对欧技术封锁的强硬派：“那么，一个落后的世界，真对我们有利吗？这才是航海钟事件的本质。”

“遏制欧洲发展不是我们既定的国策吗？”

郑泉皱着眉头，觉得苏子宁说得似乎有点道理，但总觉得什么地方又不对。

“遏制不等于扼杀，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极端排斥，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这个世界。

我以前曾和我老婆讨论过，一个落后的世界到底对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

苏子宁笑着摆摆头，走到了黑板前，用粉笔写下了若干数据，“我们现在仅仅是内需市场，对各类工农原料的需求已经比十年前膨胀了五倍，但从欧洲的进口量只增加了不到两倍。

鼓励航运的政策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现在我们的大西洋商业运力已经上了一定规模，每吨货物每百海里的运输费用已经压到了25美分甚至更低，但商船返航时的载货比却在下降，所以根本原因已经不在我们的运力上了，而是欧洲的生产力不足。

这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己劳心劳力去开发原料供应，本应该别人给我们打工的事，变成了我们亲力亲为。”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德意志、英格兰都拥有品位不错的金属矿产，我们也一直把它们作为本土工业原料的进口补充甚至是唯一来源。

但这些欧洲国家的工业开采能力实在低下，生产力落后的不利因素其实最终还是我们在买单。”

“我们的矿场已经大规模使用防范瓦斯爆炸的铜网矿灯，而现在的欧洲矿场却根本不敢进行井下作业，只能在表层开采。

如果我们不出口铜网矿灯，他们这种状况还要持续一百年。

这导致欧洲的采矿业极为原始。

产量和成本说出来会让人睡不着觉。

再加上现在三十年战争比历史同期更激烈，欧洲各国的生产破坏程度更大，以后我们的进口成本会更高。”

“再以欧洲风帆商船为例，他们的平均航速还不到我们商船的一半，平均单船货物运载量更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大西洋贸易的物流水平其实本质上一直跟着他们的节奏在走。

为了保护这些装载商品原料的落后风帆商船，我们的海军还在承担大西洋反海盗的安全负担，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吃力不讨好的付出。”

“如果我们如保姆一样去包办本应该由他们承担的物流运输，那其实已经等同于把我们的航运技术和海军战斗力‘出租’给他们，搭上我们的船和人手。

我们来承担航运风险。

当下赚取的每一分钱，都应该尽量用来支配欧洲的市场和劳动力，而不是现在就为欧洲的物流事业做贡献，让欧洲的金钱来支配我们的航运业和劳动力。”

“而且，我们现在还没到出手垄断海上运输的时机。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冒着得罪全欧洲的风险，去抢上万艘风帆船的生意吗？荷兰人在17世纪后半叶被法国和英格兰群殴。

就在于他们的商船几乎垄断了全欧洲的海上中转贸易。

得罪了全欧洲。”

“所以，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一个不给力的世界，并不符合我们现阶段的根本利益。

我们遏制欧洲发展的核心思想，并非在于一两样产品，更不是竭泽而渔。

而是主导大西洋两岸的市场和劳动力支配关系，获取更廉价的原料供应，扩大产品出口市场。

在科学技术层面，遏制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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