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八篇 战争计划3（第8页）
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每个偶然事件不但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整体，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着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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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充分地。
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十分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会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要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假如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可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给以改变的情况很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战略范围，更加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上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与1794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
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经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
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
在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
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几乎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全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
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着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机构是绝对不会上当的。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于战争进程所起到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
1792年，普军曾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可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
倘若普军是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在1787年征服过荷兰。
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菌地区，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
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还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国家机构的诡计。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都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着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或许就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若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分开。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正是为了援助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个人特点均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1813年和1814年那样，将各国军队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地4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第一种方法很明显，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与共同利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
在各国军队都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国家机构的利益就十分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也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并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不受惩罚地。
自由地表现出来。
当各国军队完全地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
可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国家机构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
在1813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得各国国家机构采取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也是应大加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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